人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

时间:2019-12-18 11:19来源:使用说明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教书、写书,就是一生。这部书是过去几年成果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当代中国,在历史海洋中遨游,老是感到昨天和今天、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纠缠不清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读书、教书、写书,就是一生。这部书是过去几年成果的一小部分。

  生活在当代中国,在历史海洋中遨游,老是感到昨天和今天、传统与现实、新与旧纠缠不清。死的拖住活的,过去吞噬现在。

  历史一再回到原点。法治,个人权利,自由,市场,金融,民主,宪政,选举,公开的政治……没有一个是新鲜词语!现在争论得不可开交的问题,与百年前几乎一模一样。

  摆开世界地图,那更是人家在17、18世纪解决的课题,现在已成为那里小学生的常识。即使在中国,那也是19世纪的老话题。

  路难行。但江湖热闹非凡!当令时鲜是三皇五帝是宪政始祖,回到传统,“从西方解放出来”,就有自由!

  王国维先生百年前说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国学丛刊》序)。过去和现在被一些人奉若神明的观念,有多少不是来自西方?自己的脑袋自己用,强制无效,聒噪烦人。这世界,人分三六九等的时代过去了。宜人的是多元世界,各说各话,各适其适,自由交谈。

  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关键在观念转变。观念一变,地广天宽。

  但是,积习根深柢固,告别过去,绝非易事。因缘会合,现在的国家机器,要转变为公开的服务型的政府,同时要让自治组织生长起来,过程必然非常漫长和艰巨。不过,形势比人强。社会矛盾尖锐,公民监督无所不在。变与不变,利害得失,不待蓍龟。

  小百姓冀求的无非是自由说话,自在生活。那么卑微,那么平实, 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尽管“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但自古以来,总是知者为师,有知教无知。1950年,笔者这批年轻人进入大学念书以后,事情却颠倒过来了。不知学问为何物的青年学子,慢慢成了老师望而生畏的一群。先是1951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无知无畏的学子奉工作组之命组成小组,分别“帮助”老师一一根据工作组的指令指责被帮者这里那里检讨不深刻;进而被领导“发动”放肆评判、攻击老师的学术全是“封资修”!

  那年头岂止斯文扫地!原有的清洁工人忙于“革命造反”,不屑兼顾本职;忝为“三反分子”,鄙人每天的职责之一,是和中山大学副校长、著名化工专家、民盟广东省副主委罗雄才教授合作,代替工人阶级,一日几次清扫中大小礼堂地下的男厕所。“文_革”后期,工农兵要“上(大学),管(大学),改(改造大学)”了。哲学系有位“工农兵学员”(注意:是学员不是学生)公开说:“臭老九,老子根红、苗红、全身红!”我辈九爷虽然恩准继续教书,但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早有明训。于是,“老九”洗耳恭听接受教育之余,“老子”毕业离校,为他们清扫宿舍是不可或缺的服务。满眼是垃圾、折断的床板、散架的桌椅,床底下、桌椅边还有长了毛的剩饭、剩菜、馒头!这是受过教育的人住过的地方吗?

  从学理上说,历次运动的所谓批判,都是“无知批有知”(1951—1975年任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冯乃超的名言)。

  “文_革”结束35年了,“专家”、“人才”似乎香气洋溢,争相罗致。亦真亦假,引人深思。

  “听话,出活”!合乎这个著名的规格,荣誉、金钱会接踵而至。要是桀骜不驯呢?

  说到底,在某些官员眼中,知识人仍然是工具。好用,自然奉若上宾。若果不识相,真的认为人人平等了,后果就自己兜着吧!

  “官大学问大”,戴上乌纱的学生明明暗暗斥责、禁制老师的现象司空见惯。消除“无知批有知”的现象前路漫漫!

  “创新国家”、“繁荣学术文化”的口号声震天价响。不言而喻,创新就是超越前人,言人所未言,其中包括超越大小官员原有的知识储备。假如当代知识人像孔子那样声称“我就是当代文化的代表!”(孔子:“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或者像释迦牟尼那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为尊!”(《长阿含经》第一卷)那些领导者们受得了吗?可是,没有藐视陈旧、胆大包天的气概,哪来世界一流的学术文化?又怎能出现比孔子和释迦牟尼更加伟大的历史人物?当理应肩负创新重任的大学和知识阶层奴隶心态尚未消退,谨小慎微,不能想说就说、说错了也不怕,一切都是海市蜃楼!

  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劳作的果实,要变为一部书了,自然有些感触。于是写下这些线日星期四

  踏入75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脸色红润,皮肤光滑,思维敏捷,毫无老态。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袁老师始终神采飞扬。谈到历史时,他的自信与雄辩令人折服;谈到生活时,他的语调中常带着顽童般的调皮,话到得意处,便发出爽朗笑声。一个数十年沉浸在史书中的智者,他的快乐、自信和自洽来自他的学识与智慧。他对旁人的感染力就分明写在他诚恳而天真的笑脸上。

  《市民》:您是1931年出生的,今年(2006年)已经75岁了,但是您现在大部分时间仍在勤奋地读书、写作,近年还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您精力这么充沛,有什么秘诀?请谈谈您的养生之道。

  袁伟时:(笑)我小时候身体并不好,大概五六岁时,有一次病得很重,爸爸将我抱到山脚边一个没人住的屋子里,请和尚做法事。念高中时,有一次我的体育不及格,要补考。

  我也没有想到我今天健康能这么良好。现在我的血压和大学时代是一样的,低压70多,高压110左右。现在还是八小时工作;我不看电视,坚持早晚各做两次广播操,主要关节都活动到了,这个非常有用。还有就是每天走路,早上走五千米,晚饭后走五千米,一天走一万米。我的睡眠状态很好,晚上11点睡觉,一下子就睡着了,从来不知道失眠是什么。(笑)

  那是2002年11月上丹霞山,当时我们一大批人,5点多就爬起来上山顶看日出。从早上5点多到中午12点多,我和广东省博物馆的朱万章研究员、中大历史系一位研究生和他的表妹一行4人,比其他人多走了一条线路,多看了好几个景点,前后走了7个多钟头。途中有年轻人体力不支晕倒,我们几个却边走边笑,轻松愉快。他们说我是面不改色,确实是很轻松。

  除了走路爬山,饮食也很重要,我不喝酒不抽烟,一等良民!(笑)我也不吃辣的,不吃高胆固醇、高脂肪的东西,青菜水果和鱼吃得很多,吃杂粮,早上吃牛奶、麦片、玉米。娱乐呢,就是听听音乐,吃饭的时候我听一个小时音乐,一般听古典音乐。也看小说,我不去买,人家给我寄来什么小说我就看。例如朋友给我寄来的《花城》、《作品》,我就常挑着看。看这些有个好处,让我这样一辈子生活在校园中的人,知道一点社会实在情况,也可以了解作家怎么思考怎么观察的。有个笑话:“历史书除名字外,都是假的。小说除名字外,都是真的!”说得很极端,但不是没有根据,好小说确实反映了很多社会真实。我有时候也看电影,(新出的电影您都看?)新出的电影好多我都看,一些是租碟来看。

  我们这代人有很多缺陷,最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1957年研究生毕业,到“文_革”结束,刚好20年。正是二十多三十几岁的时候,最好的时间都在动荡中度过。我想把这20年补回来,我相信我能够工作到80多岁,再工作十年。

  《市民》:很多人印象中的袁伟时是个乐呵呵的“老顽童”的形象,您认为自己身上受中国哪些传统思想的影响,比如说老庄之类?

  袁伟时:你看看我挂在墙上多年的这幅古代格言吧:“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遇到风浪,我心灵往往非常安宁,这与道家虚静思想潜移默化不无关系。但是,老庄那种无所作为和相对主义的东西我不喜欢。古代人物里面我喜欢王充。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王充的疾虚妄》,写他的“疾虚妄”思想。他的《论衡》给我很多很好的启示,他揭露假的东西,这对我很有影响。

  小时候很喜欢武侠小说,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完了,传统小说也看完了,除了《红楼梦》。《红楼梦》直到大学也看不完,黏黏糊糊的,没意思。(笑)大学毕业后出现了一股读《红楼梦》热,我才看完它。

  新的中外小说、诗歌对我影响也非常大,可能比传统诗词、小说影响更大。初中一年级读冰心的《寄小读者》;看巴金,看《灭亡》、《新生》,高中才看《家》。高中以后就看老舍、茅盾和鲁迅。除了《中国小说史》等几本学术著作,鲁迅的书全都看了。外国的就读普希金、拜伦、高尔基、辛克莱、雨果。

  传统小说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一种侠义情怀,那个时候身体很弱,就幻想成为侠士,喜欢《西游记》的孙悟空,唐僧那种窝窝囊囊就不喜欢了。《水浒传》最讨厌宋江,太没有本事了。新小说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社会的观察、思考。像老舍的作品,《月牙儿》、《骆驼祥子》给我印象很深。我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但是我为什么对底层的人很同情,后来又接受的领导,都是从这些作品感受到一种对底层人民的生活的同情,这个很重要。冰心和巴金给我的是爱的情怀。

  《市民》:您的学术道路很与众不同,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经济,却成为哲学系教师,但研究著作又与历史相关,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

  袁伟时:读历史书对我来说,不但是爱好,还有一种特别意义:少年时代,他帮助我选择了人生道路。40年代念高中时,我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其他史书,我非常信服他们的论断。这是我认同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基础。

  大学除了念经济学的书,我还常常钻到图书馆看历史书。比如有关 太平天国的研究资料,大学一年级我就都看了,罗尔纲的著作我也看了。当时是作为爱好,再加上我在中大念经济系的时候,教我们中国经济史的是梁方仲教授,他的课对我很有吸引力。

  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的论文题目最初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我认为它讲得没道理,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我就不相信。我想证明不是那么回事,收集了很多各国资料。指导我做论文的是江泽宏老师,他跟我讲:“老袁—那个时候没有叫小袁的(笑),这样的题目是不能做的。”这在我心中留下个大问题:一再教育人们要“追求真理”,为什么有些事实真相就不能讲呢?

  袁伟时:这样做是触犯当时忌讳的。当时只能说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说资本主义好犯了大忌。其实,英美法德等好多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生活是逐步提高的。当时我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历史考察》,后来“文_革”来抄家没有被发现,如果发现就是一大罪状了。(笑)

  毕业后来到中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当时要按照统一口径来说话,对我来说根本接受不了。所以又钻到历史当中,看史书。我从小形成了独立的性格。我的生活经历比较特殊,不满16岁就离开家,到广州念高中,一直是独立生活,寒暑假也不回家。那时治安很坏,路上很不安全,有家归不得。这样我就有大量时间读书,包括看历史方面的书。

  《市民》:那能不能反过来说,大学和研究生学的经济学,对您后来研究历史也有帮助?

  袁伟时:养成了关注经济状况的习惯很有用,到现在,我研究历史还是很重视经济因素。你看我的好多文章,都是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状况,都是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化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哲学史,它的核心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我的现代化视角非常明确,这个就是和别人考虑历史问题不同的地方。

  《市民》:您1957年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很快就遭遇、反右、人民公社化等历史事件,那段日子给您留下的最深刻烙印是什么?

  袁伟时:我们这代人对的态度很复杂。首先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希望国家富强,这和生活经历有关。我生在“九一八”事件之后,1931年年底;念小学的时候抗日战争就开始了,从小很自然希望国家富强。上大学选专业时,就觉得既然专制独裁的垮台了,今后中国的主要问题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毫不犹豫地报了经济系。这是很重要的背景,所以一提,很吻合当时心态:国家一下子富强起来,多好啊。

  当时我们一批中大教工刚好下放到高明县大沙乡大南村。那时候高明县领导开始头脑发热,要所谓了。他们要求晚稻亩产提高一倍。农村基层干部都说不行。后来基层干部都到县里开会,要求表态,亩产提高一倍行不行?说不行的留在原地,说行的站到另一边。(笑)那时候我作为中山大学下放干部的组长参加了会议,我也明知道是不行的;是响应、支持党的号召,说“行”,还是实事求是说“不行”,那时心里是有所犹豫的。大南村党支部书记杜鹏飞,看我犹豫,瞪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说行啊!”他这一瞪,我就留下了。这事给我很大影响: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不能讲假话。无论当时的风浪怎么样,你得坚持自己的立场。

  袁伟时:是啊,很多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这样性格的人能逃过反右?”我的性格确实很独立,我爸爸在外面做生意,没时间管我;妈妈没有文化、不识字,不管也管不了我。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其他事情笨手笨脚,不会做。所以养成了独立的习惯。1957年的时候怎能逃过反右?那个时候我是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领导反右的,他们说你们这些研究生有没有,我说没有。很快,我们就毕业了,大家各散西东,也就过去了。要是当时不是恰好毕业,留下来慢慢抓,会不会抓出来,那就很难说了。总的来说,我入党比较早,资历比较老,冲击不算大,很快就过去了。

  袁伟时:不算很大。就是“破四旧”什么的,那些人来抄家,拿走了几百本书。当时很心疼,很多很珍贵的书都找不回来了。从1957年开始,老是要下乡,风浪不断,学术就很难搞了,最好的时光都浪费掉了。后来我干了件“傻事”。(停顿,笑)很多人读灰皮书,我没这个条件,就将马恩列斯的全集都读了一遍。(笑)前几年中大珠海校区缺图书,我才把这几套全集捐了出去。那时还读了《鲁迅全集》,是读第二遍了。那时天天要读毛主席的书,我就拿《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英文版来读。我英文水平不高,但是坚持阅读。

  《市民》:那时身边人是怎样的呢?他们对此如何回应?有没有听说一些不堪忍受而选择结束生命的?您自己怎么看的?

  袁伟时:有啊,当时中大有26个人自杀了。人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分子”,我认为我不是。我认为他们读的马列著作还没有我多。另外,我把能找到的著作都读了,所以我知道他哪里对哪里不对,我有这个自信。

  《市民》: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但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却是此后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您将目光放在这段历史上的?

  袁伟时:其实《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有它的价值。当时中国现代哲学史是一个空白,大家都想填补这个空白。有几方面的人竞争这个项目,其中就有华东师范大学的老教授冯契,天津南开大学的吕希晨等人。冯契资历老、地位高,而且是哲学学科评审组的组员。他邀请我参加他的这个项目,我没有答应,我想自己搞。结果呢,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全部研究经费。后来学校给了我一点支持,我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利用10个省市30多个图书馆的资料写成这本书。

  第三,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潮变迁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又分阶段去观察每一个具体人物,填补了很多空白,纠正了很多错误观点。

  比如说实用主义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过去都说是“五四”时候,张东荪则说他早就介绍了。谁是谁非?应该是张东荪,1906年他就在做这个工作了。但是我要找原文啊。一次在杭州开会,休会一天,大家都去绍兴玩了,我没有去,就在浙江省图书馆泡了一天。最高兴的就是找到1906年10月在东京出版的《教育》杂志,其中有张东荪写的《真理论》,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

  书中对杜亚泉等人的分析不但是1949年以后最早的,论点现在看来也站得住。每一个章节都不是人云亦云,有不少新东西。

  可惜发行量不大,1985年交的卷,1987年才印出来。印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派到中山办中大分校。当时开全国第一次现代哲学史研讨会,我没有时间参加,由我的研究生带了我的书去。会上的人看到我的书都很震惊,选我做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的副会长。

  90年代初我摆脱中山市孙文学院的工作,回哲学系专心写书、教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已经写到1927年,往下写马上就碰到一个问题—怎么评价、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和相关的理论,这个是绕不过去的,这些和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那就回避吧,回过头来写前面,《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这本书就是这样做下来的。

  《市民》: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修订版为《落日帝国—晚清大变局》)一书的新版后记中说,希望孙子到了写书的时候说:“爷爷那一辈人真傻,讨论的尽是常识问题!”您认为您这一代学人做的工作是纠正一些常识的东西吗?

  袁伟时:我们那一代人受害最早也最深。我们进大学时就跟世界的学术切断了联系,把世界学术主流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所以学术视野很窄。改革开放以后,整个学术是重新做起,从基础做起,当时我们面对的是很多偏见,而且这个偏见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一开始就面临这些东西,要冲破自己头脑中和社会上的极端片面的东西,要回归主流文化,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我为什么那么乐观?我把任何事情都看成历史现象。任何个人遭遇也不过是历史现象,应该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大局来观察。只从个人的遭遇或个人的荣辱去思考,太卑微、太肤浅了。我想我应该为整个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尽自己的力量,做出一点贡献,但任何人的力量都是很微薄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工作,我只是其中一个。

  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产生世界一流的思想家。我们的思想文化还处于学习、吸收阶段。我们这一代做的只是回归常识,所谓回归常识就是吸收先进的学术文化,这是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的。近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问,最终决定谁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关键还是看真、假,看哪个符合历史的真实。要完全恢复历史的面貌是不可能的,但是基本的面貌是可以恢复的。判断史学的是非对错,应该看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市民》:您一直活跃于公共领域,对很多文化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您心目中,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是怎样的呢?

  袁伟时:其实我长期以来,不太对很多事情发表看法,我是通过我的历史论著来表达信念。

  对我来说,我对现实也持一种观察、探究的心态。历史学家,应该是历史和现状的观察者、批判者。一定要站得比历史人物更高,有独立的视角,才能如实揭示他们的成就与失误。作为历史研究者,我发表意见;作为普通公民,我也可以发表意见。但作为普通公民,我发表的意见不多,很多是人家问我我才说。人要扬长避短,我更多是以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发表些看法。

  《市民》:李欧梵在《知识分子和网路文化》一文中说:“我觉得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在网站上的你争我夺,较30年代的《申报》‘自由谈’尤有过之,其后果不问自知。这个新的空间得来不易,如果不加珍惜,必将导致知识分子本身和其影响力的没落。”我们注意到,您也开了博客,这在您这个年龄的学者当中是不多见的。这是您的一种参与方式吗?

  袁伟时:开博客是支持年轻人,年轻人高兴,鼓动我开博客。我说我技术不行,也没有时间。他们就说负责帮我弄,我就授权给他们,说网上有的文章,你们都可以加到博客里面。我自己很少上网,但朋友们常将网上一些东西发给我看。今天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渠道,都应该有各种声音发出来。网络上看得出来,现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多元化,所以各种声音都应该发出来,不发出来的话,对整个学术文化发展不利,对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利。

  《市民》:您在很多场合说“要讲真话,讲自己的话”,坚守这样一个原则,对您的人生和您的学术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袁伟时:做人和治学很多时候是统一的,你要坚持讲真话,会受到很大压力。假如你没有自信,不敢坚持独立的人格,你就屈服了。如果你很有自信,觉得自己是对的,而且是从整个社会发展、社会变迁的大局出发,从对国家未来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这个高度考虑,你就敢于坚持。

  1958年、1959年搞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许多很有学问的教授说得一无是处。当时的中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冯乃超就说,那是“以无知批有知”!我很欣赏这句话。我的老师、著名的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有句名言:“乱拳打不倒老师傅。”(笑)我想,这是对50多年来所谓批判的最好总结。

  17世纪以降,世界地图急剧变化。我们看到大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灭亡;苏联崛起和覆没;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逐步瓦解直至灭亡;英国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岛国膨胀为称霸世界的不列颠大帝国,又在20世纪缩回本国沦为二流强国。与此同时,美国用一百多年的时光从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变为主宰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德国、日本一度成为20世纪的法西斯匪徒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罪行,让人类付出几千万条生命才迫使他们回归正轨,后来却一跃成为经济大国;而亚非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则至今还在苦苦挣扎。如此等等的国家兴替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

  在考察这个问题以前,必须首先明确盛衰的标准。17世纪以后,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或正在形成,严格说来,称得上强盛的世界大国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具有强大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制度。二、按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三、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四、对世界事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四个条件互相关联,缺一不可。不过,这400年是新旧交替走向全球化的过渡期,方生未死,错杂纷陈,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国家极为稀少,而兴起的艰辛和覆没、沉沦的痛苦却包含足为后人鉴戒的智慧。因此,我们的考察必须放宽视角,将一些大而不一定真正强盛的国家也列入其中。愚意以为以下几点是考量中不能忘记的:

  17世纪的重要历史事件,是三个大帝国的兴起:在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在东亚,1644年满洲兵占领北京,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这三个国家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有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最大的原因就是其人民没有自由。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必须先说一点常识:人类社会与规则密不可分,从一定角度看,人类文明就是规则;我们说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受文明进展程度制约的。对现代公民而言,自由、公民权利、法治是三位一体的。

  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可是,它继承中国传统制度,以宗法专制为基本框架结合为一个大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而这就需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清帝国继承的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1]。如果说这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尚有变通的可能外,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后朝廷上下朝夕盼望富国强兵,特别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不惜投入巨资,从外国购进机器,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掣肘!与此同时,学术和思想自由也被剥夺,知识阶层只能以熟背所谓经典去谋取上进,有谁敢说句西方自由、民主的社会比专制的大清帝国先进,立即视若汉奸、卖国贼!如此状况,现代经济和现代学术文化怎么能够发生和发展?

  有些学者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学者们早已指出,要是就个别商业和制造企业而言,几千年前,这在许多民族中就已经屡见不鲜。这些所谓“萌芽”能不能发展壮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端赖国民活动的自由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制度性的保障。对中国人说来,执著于这个话题的关键是承认历史事实还是迷恋无根游谈。

  俄罗斯的命运比中国稍好一点。彼得大帝冀图以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带领俄罗斯走出野蛮、落后状态。他从小与在莫斯科的英国等国的商人来往。在这些商人影响下,他深深懂得:“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2]”因而竭尽全力鼓励贸易,保护商人利益,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不但创办各种官办工业,也从税收、贷款和劳动力等方面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极力鼓励私人办企业,鼓励出口,向各国推销俄国产品。但从《唐律》至《大清律》也规定父母许令分产者不予追究。

  他众所周知的开疆拓土、寻找出海口,为此甚至不惜一再发动战争的努力,目的之一也是发展对外贸易。

  此外,俄罗斯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心态,而是善待外国人,大量吸收外国人才。所有派驻西欧各国的使节都有招聘各种人才的任务。招聘国外人才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不但招聘技师和技工,发展工业,还敢于任命外国人为军官,组建海军,改造陆军。

  彼得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也不像中国统治阶层那样画地为牢,固守传统文化。他们学习西方,不但创办了许多技术学校,而且创办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改变了俄国的教育制度,树立起巍峨的丰碑。

  在政府组织上他们也努力向西欧学习。特地组织力量研究西欧的政府组织,编译有关资料,据以改组自己的行政机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大帝甚至邀请法国著名思想家狄德罗到俄国主持法典的修改。

  尽管后来发生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激烈争论,至少在宫廷中却没有“西化”恐惧症,而以讲外语和仿效西方生活方式为荣。这一切举措已远远超出17—19世纪的大清帝国,致使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和梁启超仍念念不忘并以彼得大帝的改革为楷模。可是,彼得没有像西欧那样完成人的解放和社会管理机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历史任务,又为后来的苦难埋下祸根。农奴没有人身自由,限制了经济发展。知识阶层没有,整个社会没有政治自由,堵塞了国家的安全阀。东正教本来倡导个人为教会和国家吞噬的集体主义,彼得大帝又取得牧首的任命权,使东正教变为沙皇手中的工具。加上他所建立的开明专制制度,致使“在彼得时代,为国家服役是唯一的晋升阶梯……同服役相比, 财富本身算不了什么……结果国家与君主取得了控制等级社会的绝对权力”。在这样的制度下“新的‘官僚政治’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如‘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等等,尽管所指的实际上是君主个人的利益 [3]”。公民个人的独立自由无从保证,新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无法诞生。后来的苏联继承了这个传统并且变本加厉,终于逃脱不了崩溃的命运。

  从疆域来说,英国本土很小,但它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与那些腐败的巨型国家相遇,势如摧枯拉朽。在17世纪兴起的三国中,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经过逐步完善,形成了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的社会模式。

  英国扮演这样的角色不是偶然的。在它的历史传统中蕴涵着好些推动它率先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因素。其中主要有:

  一、神权和王权分立,王权又和贵族、领主、臣属和佃农等层层分割权利与义务,形成了契约社会的雏形,使各个群体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保障。

  二、城市自治,农庄自治,行会自治,大学自治……又给人们包括学术和思想在内的自由增添了一重屏障。

  三、领主法庭、王室法庭并存,互相牵制。教会和教士较早退出世俗的司法活动。以案例为基础演化出习惯法系统和陪审团制度,从而培育了司法独立的传统。这些又给人们的权利(自由)增添了保障。

  四、以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为标志,议会制初见端倪。几经反复,经过光荣革命终于建立了现代议会民主制度。《大宪章》[4]是在贵族兵临城下迫使国王颁布的宪章。在它的63条条文中明确规定:

  “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力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

  “伦敦城,无论水上或陆上,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其他城市、州、市镇、港口,余等亦承认或赐予彼等以保有自由与自由习惯之权。”

  “余等在上述敕令中所公布之一切习惯与自由,就属于余等之范围而言,应为全国臣民,无论僧俗,一律遵守。”

  “余等之巡察吏或管家吏,除立即支付价款外,不得自任何人之处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但依出售者之意志允予延期付款者不在此限。”

  “除战时与余等敌对国家之人民外,一切商人,倘能遵照旧时之公正习惯,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或耽搁以经营商业。战时,敌国商人在我国者,在余等或余等之官获知我国商人在敌国所受之待遇前,应先行扣留,但不得损害彼等之身体与货物。如我国商人之在敌国者安全无恙,敌国商人在我国者亦将安全无恙。”

  6.法治。《大宪章》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此外还规定:“除熟习本国法律而又志愿遵守着外,余等将不任何人为法官、巡查吏、执行吏或管家吏。”

  论者一再指出,这个宪章惠及的是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自由人,农奴等下层民众不在其列。但是,且不说农奴不是毫无关系,重要的是它与东方社会不同的特点,那些为以后现代社会奠定基础的特点。例如,宪政和法治首要的一条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同时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之既不能侵犯公民的自由,又能有效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此,必须建立分权制约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中世纪的西欧,包括英国在内,离这样的要求当然还很远,可是,以《大宪章》的签署为标志,基本要素已经具备,历史已经证明,假以时日,不断完善的宪政可以一步一步化为现实。

  首先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联合国的几个人权公约就是这个模式的国际化。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问题是:南美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什么他们的状况如此悲惨?

  有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有力的回答:“最近诺贝尔奖得主诺斯正在写一本书,他在书中比较南美与北美的差别,二者都是西方文化背景,西班牙甚至在中世纪前有比英国更发达的代议制。但是现在北美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而南美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诺斯认为造成差别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英国人治理北美实行地方自治,各殖民地由地方代议机关治理,而西班牙`葡萄牙直接治理南美多年,把殖民地当作榨取税收的来源;第二个是北美是个新教地区,由于英国传统受宗教革命影响,而南美是天主教统治。新教与天主教的差别是,新教相信结社自由(free agency),任何人可以不经过他人批准而自立教会(所以有成千上万不同的新教教会),而天主教的每个分支成立都要经过上级教会批准认可。新教的自由结社意识形态,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垄断,在意识形态和成立组织方面是完全竞争的,所以社会更有活力和更富有公正;最后,北美是普通法(不是政府立的法,而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习惯法),而南美是政府立的大陆法。费正清和Mokyr在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差别时也有类似的分析。Mokyr在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英国时也有同感。他最有所感的是,由于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宪政秩序,所以有社会公正,人民缴的税率比法国高,但人民却更乐于缴税,人均收入也比法国高三分之一!”[5]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两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自由和法治足够与健全。难怪对英国文明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得惨不忍睹的祖国,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6]!而过了一百年,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7]

  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个一切国家走向兴盛的模式,伴随着经济、文化、军事、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角逐。这个角逐的过程往往非常残忍,给许多后发展国家带来许多痛苦和灾难,与它在国内讲求人权和法治形成巨大反差。于是,不少人在正确地从道义角度谴责这些残暴的同时,却忘记穿透现象的迷雾掌握其中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是反全球化运动至今还

  一、这些残暴后面蕴涵着新的现代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以和弱势国家的名义掀起反全球化运动值得同情,但它是与经济、文化、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

  二、这些残暴是现代文明尚未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必要的规则和制度带来的恶果。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有待完善之处随处可见,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法院等组织和条约体系的建立和逐渐健全为标志,人类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也逐步摆脱野蛮,逐步告别残暴。

  三、任何国家的盛衰决定性因素都是内因。世界上原生的现代化国家极其稀少,一批又一批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成功了,而相当大部分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还在苦苦挣扎。关键是愿不愿意向欺凌过自己的那些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勇敢地移植他们的制度,而不是拒绝学习或只学习那些枝节的东西。

  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是:文化是多元的;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说源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没有高低之分,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人们低眉顺眼当顺民,可谓欺人太甚!

  文化的基本架构是思想、学术、知识以及其他信息的传播、传承和创造。说发达国家的传播系统、教育系统、研究和发展系统与落后国家没有高低之分,有谁愿意相信吗?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满足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虚幻的心理满足,后果是引导他们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这是一颗用蜜糖裹着的砒霜!

  这种谬误的一个认识误区是没有区分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除非不愿继续前进,都不能不学习普世性的、关系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传媒等制度性建构的现代文化。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例如风俗习惯即文化学上说的小文化,以及某些文学艺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或没有必要强分高低。应该尊重和保护的多元文化,主要就是这些非制度性的文化。至于制度性的文化,它关系国家兴亡,世界各国或迟或早总要大体趋同,而小有差别。

  有些志士仁人看到自己国家的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武装革命改变国家现状。可是,一再出现事与愿违的尴尬局面,专制政权推翻后冒出来的还是专制。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种情况是他们过于关注政权的夺取,所谓革命理论成了夺取政权的战略策略。另一种情况是理论家们热衷于批判旧制度,而对自己憧憬的新世界只有模糊、笼统的影像。他们共同的失误是没有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把焦点集中到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文化准备上来?关键在如何看待现代社会。

  回顾这400年的国家兴替,无论现代化的先行者还是后发展国家,都走过不少弯路。总结历史经验,有三个观念一再导致有关国家走上歧途,是人类前进中必须克服的障碍。

  一、片面的福利观念。曾经领导时代潮流的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步履蹒跚,整个西欧发展也缓慢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片面的福利观念,致使政府和个人都承担了过于沉重的费用,从而使投资者裹足不前,经济活力受到严重损害。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目前已经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一半,而在1913年只占大约13%。美国经济的活力比西欧各国和加拿大好得多,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公共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近年英国经济活力有所恢复,得益于撒切尔夫人砍削福利,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工党也摆脱极端,向经济自由主义靠拢。但是,福利水平易上难下,在选票决定政治家命运的国家里,这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问题的实质又一次回到如何看待自由以及自由和公平的关系?是不是自由度大就是不公平?

  二、对后发展国家而言,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类问题。受欺压的情绪,容易激发狭隘民族情绪,甚至走向拒绝学习先进国家的错误道路。急于改变现状的愿望,又容易把他们推向革命万能的极端思潮泥淖中去。在中国,反右、、“”……诸如此类的风波,就是极端思潮肆虐。一些少不更事的文人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1]《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6页;《大清律辑注》,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2]转引自田时塘等著:《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3]拉伊夫:《独裁下的嬗变与危机》,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1、33页。

  [4]《自由大宪章》(1215年6月15日),见《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235页。

  [5]向继东:《杨小凯访谈录:革命与反革命及其他》,士柏咨询网2001年6月17日。

  [7]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袁伟时:历史要完全恢复其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但将历史的基本真实情况揭示出来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个人的学养、立场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历史事实的揭露和解读也会有不同。包括对史料的取舍,为什么用这个史料,不用那个史料,这些都受主观状态的影响很深。因此,对历史的解读,历来就是多元的。

  在学术上,对历史解读的问题,让大家自由讨论就好。在不断的自由讨论中,就会接近历史真实。这个过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有人认为自己讲的就是真理,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就是异端邪说,应该禁止。这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懂学术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这些人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自命,但马克思本身就坚决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另外这种自以为是的一个大教训就是苏联的垮台。苏联为什么会垮台呢?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苏共中央力图垄断真理。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心态,结果导致它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如果今天我们不汲取教训,还用这样的心态看待历史,那就太糟糕了。

  陈才:过去我们解读历史,多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矛盾分析的方法,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而今天一些包括袁腾飞在内的民间历史学者,已经开始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关注历史的偶然性。这是否是一种进步?

  袁伟时:“史无定法”,每个人解读历史的方法都会有所不同,笼统地讲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想是不可取的。学习历史的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自由讨论。可取的办法是,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材料摆出来,推荐给学生或自己的读者,让他们自由讨论,从中学习分析问题的方法,同时学习一种宽容的态度: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才能使国家的多数公民养成冷静、客观地看待各种事物的习惯。这是公民成长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

  这个道理正是总理讲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培养平和的心态、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整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安定。不要搞得杀气腾腾,到处都是斗争、阴谋,到处都是阶级敌人,人人自危。这是多年来阶级斗争多疑症的遗毒。

  陈才:袁腾飞讲的历史,既鲜活又不乏深刻,很受中学生的欢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教科书的刻板、无趣,您觉得在中学历史教育方面,应如何改进?

  袁伟时:我没有听过袁腾飞讲课,也没有看过他的书,更与他没有交往,很难具体评论。但一般而论,现在一方面是无可奈何,学生要高考,你不能不按照设置好的条条框框填答案。另一方面,教师、学生对教科书上的观点,已经不是那么信服。教育部门采取鸵鸟政策是不行的,正确是办法是修改教科书,教科书的编写也要实行自由竞争。

  最重要的是要改革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学习方法。最基本的方法是自由讨论,将各种各样的材料、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提供给学生,让他们自己阅读,然后组织他们深入讨论。这在国外根本就是最通常的方法。我们不是说要提倡“启发式”、反对“填鸭式”的教学吗?不让别人讨论,没有观点的碰撞,怎么可能实现“启发式”教学呢?

  陈才:对袁腾飞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一些人激烈反对,京城某报社社长,更给袁腾飞扣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对此您怎么看?

  袁伟时:一方面要尊重他们的。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让更多的人“大开眼界” —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抱着这样的观点—我想也是有好处的。他们也是“教员”,至于是不是“反面教员”,要让历史去评价,我们就不好说了。有的人认为自己的观点“一贯正确”,但在别人眼中是不是这样呢?这是个疑问。中国这么多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呢?况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要想在学术领域“一统天下”,不是那么容易。

  另一方面,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表达权”。嘴巴一要吃饭,二要说话,三是长大后要接吻。三权必备,禁止任何一项都违反天性,绝对不可接受。

  一、蛮。有结论,没有可靠的经得起反驳的论据。完全是30年前 的文风,与习最近提出的反对讲空话、套话背道而驰。内容不但是说过不知多少遍的旧话,而且棍子横飞,神憎鬼厌。

  二、懒。这位社长可能忙于请客吃饭,没有读书习惯,对多年来中 国史学的进展毫无所知。我想,假如他认真读读茅海建、沈志华、高华、 杨奎松等优秀史学家的著作,就不会说出那么多令人忍俊不禁的话来了。他连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也否认。国家档案局就在北京,这些数字都是根据档案算出来的。您不同意,坐上小车或派人去核对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三、没有责任心。从文章看,此公没有认真思考过国际运动大挫折或大失败的教训,也没有记取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教训。作为的宣传干部,对这些历史灾难视而不见是失职。“仅这个世纪(20世纪),俄罗斯由于战争、饥饿和就死亡了6000多万人[1] ”,这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说的确凿无疑的话。血泪斑斑的记录难道不应该转化为永志不忘的历史智慧?探讨中国未能避免的类似错误究竟犯了哪家王法?

  陈才:这次我们也看到,在网上和媒体的评论中,支持袁腾飞的人也非常多。这是否说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人对待历史、对待不同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宽容了?

  袁伟时: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打开国门已经整整30年了,外面的各种观点,通过各种途径,已经传到了国内。另外大陆知识界、学术界多数人也是有学术良知的,他们研究得出的各种与过去不同的结论,也纷纷面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大众关心的一些问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观点,是很正常的现象,确实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现在应该回到一个基本状态或正常状态:承认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学术领域,是没有国王的。哪一个人要是试图在这里做国王,一言九鼎,人们只会嗤之于鼻。愿意匍匐在他脚下三呼万岁的,恐怕很难找到。在民间,这个状态逐渐成为生活的常规。只是有少数人老眼光看不惯这些变化,风浪就起来了。

编辑:使用说明 本文来源:人家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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